教育评价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性成就、格局性变化举世瞩目。“双一流”建设的显著成效有目共睹。在ESI等国际可比指标上，我国高校的改善与进步令人鼓舞。自然指数年度榜单中，我国高校首次超越美国，位居榜首。[1]但是，处于“两个大局”的历史方位，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短板与瓶颈也显而易见，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提升成为主要矛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时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改革就是解决矛盾、突破瓶颈。全面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首先要聚焦直接影响核心学术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相关要素，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破除制约大学发展和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2]，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开拓道路。

       一、坚持“综合改革”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统筹实施，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同时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基于全面创新的本质与教育的规律性，“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强调改革目标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基于教育的复杂性与高校的差异性，强调改革举措的靶向性和科学性。战略目标上“综合”，即统筹聚焦改革目标，形成合力，综合施策，系统治理:策略方法路径上“分类”，即针对问题、直击要害，抓住改革的关键和突破口，使问题迎刃而解。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多样性。高校中既有“田赛”，又有“径赛”，需要“全能选手”，又要有“单项冠军”[3]，不能所有人在一个赛道上混着比。没有精准分类，就没有科学评价，遑论科学发展。科学评价、科学发展机制的前提是分类管理、分类评价。1960年，美国加州高等教育规划建立层次分明、职能清晰、高效率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以长效机制解决了高等教育同质化和无序竞争问题。可以说，加州大学的成功乃至美国高等教育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等教育分类体系的成功。我们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高等教育领域也要“去杠杆”。毋庸置疑，特定历史时期，院校升格改制、竟增学位点，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确实发挥了激励作用，但现在是时候适度降温和“去杠杆”了。

       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亟待建立中国特色的高等院校分类体系、教育分工体系，“横向分化、纵向分层”[4]，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分类推进高校改革”[5]。宏观有序，以确保目标锚定;微观搞活，以激发创新动力。坚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6]的办学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综合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强调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以引导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挥市场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以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办出特色和水平;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塑造并发挥自身优势，追求卓越、办出特色，从“金字塔”转向“五指山”，形成多列纵队。7)从而叫停无序无休止的升格改制等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形成正常的教育发展生态，把政府、学校、教师从无序竞争的怪圈中解脱出来。只有当大家都不用再“卷”了，才能真正实现高校科学定位，各安其位，特色发展;学校领导才可以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办学治校;教师才能够坚于职守，潜心育人，从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

       二、坚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深度融合，构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9]学校教育是人才自主培养，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主渠道。要建成教育强国、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亟待深化高校育人模式改革。

       一要“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10]，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蒋南翔同志说过，“如果我们不能主要依靠自己来培养在科学文化方面的‘登山队’，那么严格来说就是教育不能独立”[11]。针对在知识和能力上高“均值”、低“方差”;在人的素养方面低“均值”、高“方差”的问题(12]，紧扣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目标，遵循教育规律，深化高校育人模式改革，完善和落实立德树人机制，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合理布局高校学科设置，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超前布局面向未来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学科基础;大胆调整和创新传统学科设置。要准确理解把握并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多学科综合，避免泛化交叉学科，形成新的固化的学科边界。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尽快制定学生实习法，促进产教融合、产教协同育人，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注重大学文化和思想引领。天津大学老校长赵天麟有一句话:“形上形下，达材成德”，后来作为办学理念写入经教育部核准的《天津大学章程》。“形上形下”既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内涵，也有文理交叉融合的意思;“达材成德”源自《孟子》，是砥砺品德、培养才干之意。[13]“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14]，着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与人文底蕴，注重培养创造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厚植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具备良好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具有家国情怀的优秀人才。

       二要着力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在培养目标上，针对学科领军人才队伍的短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科技发展态势，立足于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采取超常举措，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选拔机制上，灵活自主，综合考查，早期发现，科学甄选:在培养方式上，坚持全面发展，尊重个性，因材施教，发掘发挥潜能，采取学部制、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等培养措施，强调跨学科教学，知识有机融合，掌握学科前沿最新知识，早进实验室，参与实践和研究项目，强化培养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在推进方式上，双管齐下，国家实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战略行动，“珠峰计划”“强基计划”，鼓励高校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在政策环境上，不拘一格，拔擢英才，鼓励冒尖，激励创新。

       三、坚持有组织科研与高水平自由探索有机结合，完善高校科技创新机制

       高校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创新突破的策源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决定》强调要“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高等教育应当发挥独特优势。有组织科研与高水平自由探索有机结合，在底层逻辑上，是“认识论高等教育”与“政治论高等教育”[15]的辩证统一，问题逻辑、社会逻辑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有组织科研与高水平自由探索两者并非绝对对立。如果将自由探索理解为科学精神，它是所有研究探索的动力源泉即好奇心的驱使，与有组织科研并无龃龉;如果将自由探索理解为科学发现的途径，它与有组织科研恰好形成互补。[16]在体制机制上，加强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17]，深化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与成果转化效能，着力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在组织创新上，宏观上推进国家科研系统与高教系统深度融合，“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18]，充分发挥大学在科研创新尤其是基础研究方面的独特优势，高度重视科研创新与创新人才培养的内在联系与双向支撑，积极推进院校协同。领会《决定》的改革思路，部分科研类事业单位(特别是省市两级)除必须独立设置的之外，部分转制为企业或“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19]，部分也可以并入大学。科教深度融合的核心是形成科教协同余人机制，科教协同创新机制，以高水平科研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一流科技成果同时是一流人才培养资源。微观上深入推进高校基层教学科研组织方式变革，形成问题导向与学科导向相结合的矩阵结构。在政策支持上，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着力强化高校有目标有组织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提升基础研究的组织化程度，以重大任务为抓手促进科教融合，引领学科交叉融合，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引导支持优秀拔尖创新人才，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挑战科学“无人区”。建立非共识项目专家实名推荐筛选机制。“健全保障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制度”[20]。风险投资要有“耐心资本”。对基础研究要建立支持“十年磨一剑”的制度安排。深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鼓励引导高校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一些高校只使用不付费形成良性循环的科技成果转化方式也值得借鉴。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推动高校和企业“双向奔赴”，促进高校科研成果高水平创造、高效率转化，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四、坚持教育改革与人事改革协同联动，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人事人才体制机制

       《决定》强调“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人才是第一资源。强教必先强师。治事用人。用对人，才能做成事。近者悦，才能远者来。没有人事制度改革同步配套实施，综合改革不仅名不副实，改革举措也终将事倍功半，或者不可持续，甚至无果而终。要深化人事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形成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的有效机制。要落实中央关于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三个优先”。高度重视并通过系统改革，着力改善高校教师队伍质量建设的关键指标。在思想引领方面，要以教育家科学家精神引领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强化“教育报国”的理想教育与“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政策导向。在“又红又专”方向上实现“两种人会师”。[21]在培养使用方面，着力推进竞争性与稳定性相平衡的用人机制改革，准聘与长聘相结合，不断提升教师整体素质与教书育人能力。在评价、激励方面，坚持先立后破，强化人才激励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为人才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尽快推进“深化高校、科研院所收入分配改革”[22]。教师评价考核机制改革与高校薪酬制度改革协调推进，高校教师系列聘任制度改革与职员制度改革协调推进;在服务、支持方面，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向用人主体授权、为人才松绑，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强青年教师人才培养。“完善青年创新人才发现、选拔、培养机制”[23]。更加关心保障青年教师待遇和职业发展。尊重首创精神，鼓励基层探索，推进改革试点，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人事人才体制机制。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学校教育中的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意义上的人才培养都需要良好的政策环境，学校与教育部门每每心有余力不足，需要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全面支持。倡导发挥高校人才联盟机制的横向作用。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加快教育强国建设。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五、坚持高等教育与整个教育体系相互支持，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强调，要跳出教育看教育。要确立大教育观、大科技观、大人才观。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龙头是高等教育。没有好的基础教育就没有好的高等教育，而好的基础教育也需要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支持。第一，实现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目标，还要持续努力。保障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等教育要作出更大贡献。第二，普职融通的破题需要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的顶层设计，各级各类教育的协同努力，需要高等教育改革关键举措的引领。第三，高等教育评价改革、高考制度改革将进一步发挥指挥棒的作用，为基础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有力支持。第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高等教育要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改革方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并以人文社会科学最新研究成果为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作出新的贡献，注入新的活力。第五，现代教师教育的主体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师教育体系，办好教师教育，培养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对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将是最大的支持。要持续实施“国培计划”“特岗计划”，扩大实施“公费师范生教育“优师计划”“国优计划”，依托“双一流”等高水平大学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培养优秀教师。第六，推进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中国版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为数字赋能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作出高等教育的新贡献。

       六、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文章，形成高水平教育开放格局

       完善自主人才培养机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面对逆全球化和美西方打压，我们必须把教育和科技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绝不是关闭改革开放的大门。《决定》强调“推进高水平教育开放”。高水平教育开放是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用好两种资源，做好“引进来”“走出去”两篇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24]。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一是学习借鉴;二是交流合作，大力推进“留学中国”并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七、坚持守正创新与狠抓改革落实的责任担当，把全面深化改革贯彻到底

       学习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要敢闯敢创，更要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针对改革不落地不落实的问题，加大改革抓落实力度，“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25]，“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26]。坚决反对一切形式主义。为改革开道，为教师减负，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学者。聚焦教书育人，聚焦办学治校，最大限度地解放学术生产力。“健全预期管理机制”[27]，引导协调和稳定社会预期。“完善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28]，营造支持担当作为、激励干事创业、推动创新发展的良好改革氛围，形成持续努力和改革落实机制的有力保障。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懈努力与显著成效，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